最高院有关代持保险公司股份的最新案例分析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据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人民法院报》2018年4月25日报道,最高院第三巡回法庭近日对上诉人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杰公司”)与被上诉人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策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康人寿”)营业信托纠纷一案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裁决。由于最高院在该案中认定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协议无效,该案引起金融行业的高度关注。

  2011年,隐名股东天策公司与显名股东伟杰公司签订了《信托持股协议》,协议内容约定天策公司委托伟杰公司代持2亿股君康人寿股份,协议签订后伟杰公司从福州开发区泰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孚公司”)受让取得了2亿股君康人寿股份。2012年,君康人寿股东同比例增资,伟杰公司增资2亿股。后天策公司要求伟杰公司将受托持有的4亿股股份过户到天策公司名下,伟杰公司不同意将股份过户,双方遂产生争议。

  2015年,天策公司起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要求确认《信托持股协议》终止,伟杰公司将受托持有的4亿股君康人寿股份过户给天策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信托持股协议》合法有效,并判令伟杰公司将涉案股份过户给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不服,向最高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泰孚公司申请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请求将伟杰公司持有的2亿股君康人寿股份过户到泰孚公司名下。

  伟杰公司主要观点:1、天策公司并不是《信托持股协议》约定的2亿受让股的实际出资人。2、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国家机构改革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但为便于表述与理解,本文仍沿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表述)禁止在保险公司实施任何股权代持行为。3、芜湖隆威工贸有限公司是2亿增资股的权利人,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天策公司主要观点:1、伟杰公司已认可2亿受让股系为天策公司代持,并且系受天策公司安排而增资,天策公司是伟杰公司持有的4亿股君康人寿股份的实质股东。2、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如无特别说明,指中国保监会于2010年颁布届时生效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不能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3、即使认定代持保险公司股权无效,天策公司此前已是保险公司股东,股东身份已经过中国保监会承认,不属于保险公司股东资格的禁止对象,亦应当判令将股权返给天策公司。

  泰孚公司主要观点:泰孚公司持有的2亿股股份在2011年被以私刻公章、伪造股份转让协议等手段,转让至伟杰公司名下,泰孚公司系伟杰公司持有的2亿受让股的实质权利人。

  君康人寿主要观点:1、本案是否存在股权代持以及代持协议的效力,其不发表意见,请法院依法认定。2、根据中国保监会决定书,中国保监会要求天策公司和伟杰公司退出,希望股东遵照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处理。

  1、由于天策公司、伟杰公司的讼争事项,涉及泰孚公司等第三人的重大利益,且泰孚公司已明确提出参加本案诉讼的申请,在天策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第三人是根据其安排向伟杰公司转让股份或汇入资金的情况下,尚不能认定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确实存在讼争君康人寿公司4亿股股份的委托持有关系。

  2、天策公司、伟杰公司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内容,明显违反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违反《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该案中,最高院对《信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审查,并非直接以《信托持股协议》违反《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而认定其为无效协议,而是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规范目的、内容实质,以及实践中允许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得出“违反前者(《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在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代持保险公司股权使得隐名股东脱离金融监管之外,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后果”的结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因此认定代持协议无效。

  从该案看,尽管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部门规章不能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但是在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涉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领域,人民法院可能将相关监管部门颁布的部门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说理依据,进而论证该等合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因此,企业在对外订立合同时,不仅要注意合同内容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还要关注是否违反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规定。如果合同内容可能违反监管机构的相关监管要求,合同签订时最好提前对合同无效的后果作出明确的约定。

  另外,该案为代持保险公司股份的行为敲响了警钟,对于已经签署代持协议的保险公司隐名股东而言,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签订的代持协议存在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风险。对于隐名股东而言,最好与显明股东在发生纠纷前事先达成妥善安排,采取股权转让或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尽快使代持股权归位,以满足相关监管规定,避免代持协议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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